2024年，渔父（化名）一家从上海搬到香港。
和许多通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（高才通）来到香港的内地家长一样，他看中的，不只是身份，更是教育。
“孩子以香港居民身份申请本地大学的机会，较内地更多，可以保底；如要读本地的国际学校，也更便利，没有限制。”渔父告诉界面新闻。
然而，真正进入香港教育体系后，他发现，自己最大的误解，就是把香港教育和“快乐教育”画上了等号。越来越多和他一样的新来港家庭，开始寻找补习、插班辅导和升学规划等教育服务。
新东方、学而思等内地教培机构也开始加快布局，一批来自深圳、广州等地的教育机构陆续进入香港，希望抓住新的市场机会。
乍看之下，这是一场内地教培机构的“南下”扩张。但事实上，它更像是一场由人口流动引发的市场重构。
因为在内地机构到来之前，香港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数十年历史的成熟教培市场。从社区补习社到风靡一时的“补习天王”“补习天后”，补习早已是香港教育生态的一部分。
真正发生变化的，不是香港人突然开始补习，而是一批新来港家庭，带着新的教育需求进入香港，也让这片原本成熟的市场，迎来了新的玩家。
香港也“鸡娃”
一直以来，“快乐教育”几乎是香港教育最深入人心的标签。
相比内地家长熟悉的刷题、补课、升学竞争，香港似乎意味着更宽松的课堂、更丰富的课外活动，以及压力更小的成长环境。
但真正生活在香港的家长，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
“我认为香港家长和内地家长一样，绝对是普遍‘鸡娃’的。”70后香港家长Eric告诉界面新闻。
Eric有一儿一女，都就读于香港国际学校。在他看来，无论基层家庭、中产家庭还是富裕家庭，几乎都会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和兴趣班，希望增加未来升学竞争力。
只是，香港的“鸡娃”开始得比很多人想象得更早。
孩子还在幼儿园预备班（N班）时，家长便开始报名英语班、面试班、兴趣班，为小学一年级的入学面试做准备；进入小学后，中、英、数、科学等学科补习成为常态，钢琴、画画、足球、跆拳道等兴趣课程几乎也是"标配"。
“一个孩子每个月教育上的额外支出，大概两万港币。我们家两个孩子，一个月差不多四万港币。”Eric说，即使是普通家庭，每个月花五千到一万港币用于孩子补习，在香港也十分普遍。
事实上，香港补习文化远比外界想象得悠久。
Eric回忆，自己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。当时香港经济刚刚起飞，大多数家庭收入有限，只有少数富裕家庭请得起补习老师。
进入80年代，香港经济腾飞，中产阶层迅速壮大，外佣大量进入家庭，越来越多母亲走出家庭进入职场，家庭收入提高，也催生了补习行业快速发展。“80年代中期，补习社已经成行成市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”
到了90年代，香港更诞生了一批家喻户晓的“补习天王”“补习天后”，明星教师年收入可达数千万港币，甚至比不少企业家收入更高。进入21世纪后，市场又从大班授课不断向精品化升级，如今一对一、小班课程每小时收费1000至3000港币，也并不鲜见。
在香港经营近30年的一家本土补习社负责人Jason告诉界面新闻，香港学生补习从来不是新鲜事，只是不同阶段需求有所区别。
小学阶段，最普遍的是“功课辅导班”。由于香港学校普遍实行半天制，不少双职工家庭会把孩子送到补习社，由老师辅导完成当天作业、复习功课，等到晚上家长下班再接回家。
“很多人觉得香港小学作业很少，其实未必。作业量一直不少，所以功课辅导班几十年来需求都很稳定。”
进入高中之后，补习的逻辑又发生了变化——更多围绕升学展开。
香港中学实行Band 1、Band 2、Band 3分层，不同学校升读香港八大高校的比例差异明显。越是顶尖学校，竞争越激烈。大型连锁补习机构开始占据市场，“补习天王”“补习天后”也主要活跃于这一阶段。
“很多人觉得成绩好的学生不用补习，其实恰恰相反。”Jason说，在Band1学校，九成以上学生都会补习，只是多少的问题。
与内地更多由家长推动不同，不少香港学生到了中学以后，会主动决定补哪一科、找哪位老师。“他们知道自己哪里不足，会自己来报名，补习更像一种主动提升，而不是单纯补差。”
这种文化，也让香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产业生态。
小学和初中阶段，由于各学校普遍采用校本课程，不同学校教材、进度和考试重点差异较大，因此补习市场长期以社区化、中小型机构为主；而到了高中阶段，所有学生最终面对统一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（DSE），课程标准统一，才催生出一批拥有明星教师的大型连锁补习机构。
因此，当越来越多内地教育机构开始进入香港时，它们面对的，并不是一个等待开发的新市场，而是一片已经竞争充分、规则成熟的补习江湖。
新来港家庭
来到香港两年后，渔父对这里的教育有了一个新的理解。
“直白来讲，香港主流升学竞争强度，和内地没有本质区别。”
渔父对界面新闻说，他的孩子的学校是半天制，“大量同学下午都会去补习，女儿曾约同学出去玩，结果大家都说要补课。”
香港教育体系远比想象中复杂。这里既有IB、A-Level等国际课程，也有DSE（香港中学文凭考试）体系。前者更强调探究式学习和综合能力，后者则承担着香港本地大学升学的主要功能。
渔父的两个孩子正好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适应过程。大儿子此前一直在上海公办体系读书，来到香港后学英文授课的DSE课程，这和内地课程有较高重合度，数学、语文几乎可以“无缝衔接”，插班后很快进入班级前列。
相比之下，小女儿的适应过程则完全不同。她此前在上海读的是国际学校的IB课程，英语更多是一种交流工具，课堂重视阅读、项目研究和表达，很少系统训练语法、拼写和默写。
来到香港小学后，她第一次遇到了“默书”。老师会口述一整段英语，要求学生完整写下来，大小写、标点、语法细节都会计分。
“第一次默书，她只考了七十多分。”渔父说，女儿英语口语一直很好，却因为从未接受过这样的训练，一时间很难适应。
直到第二学期，她才逐渐追了上来。“两套课程培养的能力完全不一样。国际课程把英语当作语言来使用，而香港本地课程，更强调它是一门需要考试的学科。”
也正是在那个阶段，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仅仅进入香港学校，并不意味着教育焦虑就结束了。
由于对本地学校和课程体系并不了解，为了准备两个孩子的插班考试，他开始四处寻找补习机构。最终，联系到一家本地香港人创办的补习社，老师不仅熟悉香港课程，也了解内地学生最容易出现哪些知识断层。
“哪些知识点内地没有学、哪些内容香港一定会考，他们都很清楚。”几节针对性的课程之后，两个孩子顺利通过插班考试。
后来回想起来，渔父认为，那几节课真正解决的，并不是成绩，而是信息差。“刚来香港的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学校看重什么，也不知道孩子应该提前准备什么。”
这也是越来越多内地家庭来到香港后，共同面对的第一道门槛。
新东方香港业务负责人何蕾告诉界面新闻，新来港家庭来到香港后，最先面对的往往不是考试，而是适应。
“语言环境变化、插班考试、课程衔接、学校选择……很多家长原本以为，把孩子送进香港学校就可以了，真正来了以后才发现，需要重新认识整个教育体系。”
这些过去并非香港补习市场主流的需求，也开始快速增长。
新需求催生新玩家
过去两三年，越来越多内地教育机构开始在香港设立分支。
除了新东方、学而思等全国性品牌，一些来自深圳、广州等地的机构，如卓越教育、思考乐教育、欢乐童年旗下VIP THINK豌豆思维香港分公司也正式落地，并将思维训练、美育等课程引入香港市场。
从升学规划到学科培训，从素质教育到国际教育，内地教培机构几乎覆盖了香港教育消费的主要赛道。
驱动这一轮布局的，并不是一片等待开发的新市场，而是一批不断增加的新客户。
香港特区政府数据显示，自2022年底推出高才通等人才引进措施以来，截至目前，各项人才计划累计收到超过60万宗申请，批准超过41万宗，约23万人已经来港发展。越来越多处于组建家庭阶段的人才落户香港，也让教育成为他们最迫切的生活需求之一。
何蕾告诉界面新闻，过去一年，新东方香港服务的约1000组家庭中，接近800组来自高才、优才等计划下的新来港家庭。
最初进入香港时，新东方瞄准的是赴港攻读副学士（学制两年，定位比学士低、比高中高，升读本科的跳板）、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生，希望提供GPA提升、学术辅导等服务。
真正运营之后，他们却发现，增长最快的并不是大学业务，而是低龄插班与升学辅导相关需求。
新来港家庭需要择校、准备插班考试、适应新的课程体系，也需要在DSE、IB、A-Level等不同升学路径之间做出选择。
“很多家庭需要的已经不仅是一门课程，而是一整套长期规划。”
于是，新东方很快将业务从最初的大学业务，扩展到幼儿园、中小学插班、语言提升以及长期升学规划。
在何蕾看来，客户需求的变化，也正在改变香港教培市场的竞争逻辑。
她回忆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考察时，本地培训市场仍是典型的“明星老师模式”。一家机构往往依靠一两位“补习天王”吸引学生，家长冲着老师报名。对于内地机构而言，过去既没有品牌优势，也缺乏进入市场的契机。
但如今，越来越多家庭关注的是如何规划孩子未来几年的教育路径。“他们关心的不只是成绩，还有择校、科研、竞赛、升学，甚至未来的发展。”
相比香港本地家长，内地赴港家庭对新东方、学而思等品牌早已有认知，也更习惯大型教育机构提供的服务模式。
不过，在香港本土补习社负责人Jason看来，内地机构进入香港，并不意味着本地市场会被迅速改写。
“这些机构目前主要服务的还是新来港家庭。”他告诉界面新闻，香港教育市场的主体依然是本地学生，而本地家长选择机构时，更看重的是对香港教育体系的理解。
在他看来，小学和初中阶段尤其如此。由于香港大量学校实行校本课程，不同学校教材、教学进度和考试重点都存在差异，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熟悉所在学区课程特点的社区型补习社，而不是采用统一课程体系的大型连锁机构。
“香港很难像内地一样，用一套教材覆盖所有学校。”Jason称。
相比学历背景，他认为，真正重要的是教师是否熟悉香港课程体系和DSE考试。
他向界面新闻讲述了一个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：一位来自上海的学生，曾在内地接受两年DSE培训，希望赴港参加考试。后来家长来到香港才发现，孩子的授课老师当时竟然也在参加DSE考试。
“这让他意识到，熟悉香港教育体系，比名校学历更重要。”
不过，他也并不否认内地机构带来的积极变化。
“市场变大了。”Jason透露，疫情前，他们机构的新来港学生占比只有5%到10%，如今已接近20%。
在他看来，与其说大家在争夺同一块蛋糕，不如说整个香港教育市场正在扩容。
谁能真正留在香港？
新来港家庭的持续增长，为香港教培市场带来了久违的增量。但一个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：这究竟是一阵风口，还是一个可以长期扎根的市场？
在何蕾看来，香港不会成为内地教培行业的简单复制。“香港有自己的教育文化，也有自己的节奏。很多经验可以借鉴，但不能照搬。”
她告诉界面新闻，过去一年，新东方香港接触的大多数家庭，都希望获得更系统的教育支持。但真正落地之后，他们发现，无论是课程设计、教师招聘还是家长沟通，都需要根据香港市场不断调整。
“香港市场和内地最大的不同，是它足够小，也足够复杂。”Jason对界面新闻称。
全港不过数百所中小学，却拥有官立、资助、直资、私立、国际学校等多种办学体系；DSE、IB、A-Level等课程并存，不同学校采用不同教材、不同教学节奏，甚至同一学科的考试重点都可能有所不同。
正因如此，香港教培市场始终没有形成像内地那样高度统一的课程体系，而是依托学校、社区和教师经验，发展出一套高度本地化的生态。
这意味着，无论是本土机构还是内地机构，都很难依靠一种模式覆盖整个市场。
对于本土机构而言，优势来自长期积累。他们熟悉学校文化，了解不同校本课程的特点，也知道家长最关心什么。
而对于内地机构来说，优势则在于更成熟的品牌运营能力、更系统的课程研发，以及围绕一个家庭不同成长阶段提供综合服务的经验。
双方并非简单替代，而是在相互学习。
为了服务越来越多的新来港家庭，本土补习社开始增加普通话授课、调整课程设计；内地机构也在主动补课，招聘熟悉香港课程体系的教师、建立本地教研团队、与香港学校和升学顾问合作。
与此同时，香港市场的变化，也不仅来自教育行业本身。
近年来，香港学龄人口持续减少，部分中小学因收生不足出现缩班、合并甚至停办；而持续增加的新来港家庭，则逐渐成为不少学校新的生源来源，也带来了新的教育消费需求。
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香港教培市场正在经历的变化。
它并不是突然出现了一片等待开发的蓝海，也不是内地模式对香港模式的简单复制，而是在一批批新来港家庭的推动下，重新寻找新的平衡。
未来能够留在香港的，未必是规模最大的机构，也未必是最早进入香港的品牌，而是真正能回应这些需求、不断适应这座城市变化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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